我在2020年3月因COVID-19大流行而首次关闭校园的前一周零两天开始在e-LIS办公室担任教学设计师(ID)的职位.
幸运的是, 我对这所大学并不陌生，因为我于2012年在公开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近年来还在写作与修辞系担任了两年的特聘讲师. 在我进入e-LIS新职位之前的15个月里, 我的职业生涯是作为一名ID开始的，当时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个IT培训团队工作，地点在俄勒冈大学校园西南6英里的庞蒂亚克. 在那段时间里, 我最初设计的是“教师主导的培训”，简称ILT, 在高等教育中，哪些是企业学习和发展等同于面对面教学.
当我开始带领我的团队过渡到更多的自定进度和基于网络的培训时, 这个事实帮助我从其他电子信息系统职位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像许多开放大学的教师一样，我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拥有更多的经验，为面对面的环境创造学习解决方案，而不是在线学习.
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这在一开始是有帮助的. 当我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坐下的时候.k.(在餐厅的桌子上)，并立即与教职员工预约谷歌会议, 我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们的挣扎，他们想知道如何将自己的课程与学生在实体课堂上进行交流，并将其转化为我们的新课程, 远程的情况.
虽然我对Moodle并不陌生,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和老师们一起学习Moodle系统的来龙去脉, 经常在几天或几个小时内分享自己的见解. 春天过后是夏天，然后是秋天. 我们的“远程教学”变成了“在线教学”, 回到面对面，然后又回到网上好几次.
在我担任这个职位期间, 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容易的时候，没有什么比与教师一对一会面更有意义和更有动力的了，这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轻松. 无论是建立Moodle的成绩簿, 集思广益如何在Zoom上吸引学生, 或者帮助教师创建他们的第一个交互式H5P学习模块, 在这些会议上，我从教师那里得到的感谢和赞赏鼓舞着我度过了这场大流行的起起伏伏.
当然我有偏见, 但我认为，任何教职员工都将受益于有一个ID，可以在线查看他们的课程质量标准，甚至帮助设计和开发他们的课程内容.
我知道有些教员对这个想法持谨慎态度, 要么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意味着失去他们的知识产权(完全不正确)，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身份证在教学上没有什么用处. 我想让这些教师听听他们之前有过处理id工作经验的同事的推荐. 他们将了解到这种伙伴关系如何为他们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也让他们重新思考为什么他们选择了自己的职业:有机会与学生交流，教授他们喜欢的学科.
而有些教师喜欢在性学和学习技术方面变得博学, 不是每个人都会, 而这是高等教育ID的专业领域, 不管纪律如何.
虽然我要离开e-LIS教学设计团队了,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公开大学的教职员工能够进一步接受id的强大功能，以造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
从今年三月开始, 我将再次回到公司设置中的ID角色, 这次是在一家名为德马泰克的公司担任远程职位，该公司的员工遍布全球许多国家. 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并向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主管汇报. 就像美国的许多其他知识工作者一样, 我将进入远程工作领域的新高度，尽管有些不安，但此时对我的家人来说，这似乎是正确的举动.
我可以写一个完全独立的帖子，以一封情书的形式给e-LIS的工作人员. 在公开大学，没有哪个系比这里更让我享受共事的乐趣，这里的办公室充满了乐趣, 聪明的, 支持, 还有那些关心我的人，我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想念他们. 我已经缠着他们邀请我参加e-LIS的午餐和活动, 考虑到我住的地方离学校只有十分钟的路程，我想我还是需要偶尔走出家门.
如果还有什么离别的话我可以留给他们, 他们将永远不会停止他们的高知识，但无畏地改进做事的方式. 在一个越来越难以预测的世界里, 这正是校园和社区现在所需要的.
